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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历史源流
作者:南怀瑾    文章来源:佛教导航    点击数:1113    更新时间:2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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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历史源流
第一节 佛教初传的情形
一、阿育王前后的佛教
释迦牟尼自创建佛学的教化以来,如推开经典上纯粹宗教性的记述之外,但从事理的衡裁以求史案的解答,对于当时佛教传播的实况与其势力范围,或者佛陀影响所及,可能拥有的地区与人数,那是很难确断的。我们可以认定,当他住世,和示寂后的一、二百年间,佛教传播所及的区间范围大致是:北到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如尼泊尔等地;南至频阇山脉;西到摩头罗;东到鸯伽国。大致不出中印度与东印度之间,尚未超过恒河流域以外。但是亲受佛陀教化的,大约在数万人上下,这就古代印度人口数字的比例来讲,可谓声势浩大,足够轰动一时的了。
佛教真正的弘扬开展,除了佛弟子们的努力宣化外,仍须仰仗政治力量。在佛灭度以后的二百年间,印度出了一位历史上的名王,他的英雄事迹,可与亚历山大帝相抗衡的,便是世界史上有名的阿育王,同时他又是一位最虔诚的佛教徒,即佛教术语所谓的“大护法”。有了强力的政权作后盾,随着军事势力的推广,佛教的教化,自然就普及了。阿育王在位的时期,曾经在首府华氏城的鸡园寺,会集比丘一千众,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重新结集佛教经典,这就是佛教文化史上的著名的“华氏城结集”。而且相传他曾造作很多佛的舍利塔、甚至有神话的传说,讲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后来被散布到中国,举如浙江、四川等地几处寺院丛林的大塔,至今也仍附会传说是从印度飞来的,故称之“阿育王塔”。这当然是宗教心理的情感作用所使然,就不必深加追究了。
如征引史实,在阿育王所建立的第十三岩面的敕文上,便有这样的记载:“阿育王即位第九年,征羯羧加……既克羯羧加,乃笃护正法,归依正法,将弘播正法之教。……”又云:“王所领住于山林之蛮族,天怜愍之,原彼归依正法……,盖天为一切有情安乐欢喜故,此最上之胜利,即正法之胜利也。正法之胜利,既行于王之领域,又及于邻邦六百由旬之远。如耶婆那(Yavana即希腊)王恩提约科(Antiyoko)与条兰马亚(Turamaya即Ptoemy)、恩底开尼(Antikine即Antigonas)、马加、(Make即Magas)亚历斯大(Alikasadra即Alexander)四王所居……皆由阿育王宣说而随顺正法。”
根据这个敕文的记载,可见阿育王时代的佛法,业已盛行,传播到了印度以外的欧、非各国。例如:文中所说的恩提约科,便是叙利亚王安提奥卡库斯二世。条兰马亚,便是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恩底开尼,便是马其顿王安提戈诺斯二世。马加,便是西勒尼王麦伽斯。亚历斯大,便是伊庇鲁斯(Turfan)王亚历山大二世。敕文的后面又记载着曾派遣宣教师去到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和伊庇鲁斯等国,其传播的盛况,如此可见。又据《善见律毗尼沙》卷二记述,当时派遣宣教师去的国家,有罽宾、犍陀罗(克什米尔、卑西亚瓦)、摩醯娑慢陀罗(南印度的孟索尔)、婆那婆私(拉齐布达腊)、阿波兰多迦(本齐亚布西部)、摩诃勒咜(贺壁及其南方)、臾那世界(阿富汗北部及东部)、雪山边(尼泊尔国)、金地国(缅甸沿岸)、师子国(斯里兰卡)。
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又渐渐盛行于中国、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地,在印度本土反而逐渐衰落。公元前二世纪间,婆罗门武将富奢密多罗,篡代了孔雀王朝,大灭佛教于中印度,火烧寺院,杀戮僧尼,迫害摧残,不可胜计。但北印度的佛教,仍然屹立如故。不久,中印度的佛教,又因劫余僧众的努力,稍稍加以恢复,可是内部分裂却发生了部派之争,大体形成了十八部之多。斯里兰卡的佛教,实由阿育王时代开始,以后明王相承,便成为他们的国教了。公元前二世纪,脱达加门尼王,开始建立佛塔,纪元一世纪,纪瓦达加门尼王,兴筑无畏山精舍,又书写口传的巴利文三藏。后来诸王,也都作了许多佛教的事业。
继阿育王之后,约当公元第二世纪间,印度迦腻色迦王兴起,佛教又复昌盛。迦腻色迦王本属月氏的后裔,后来渐次并吞西北印度及中印度的一部分。自信奉佛教后,发愿请世友、马鸣、胁尊者诸有学菩萨,聚会于迦湿弥罗城,结集经典.历十二年而成。唐代玄奘大师留学印度,归国所传的经、律、论三藏,前已言之,大多是此会的结集。此后第二、三世纪间,龙树菩萨崛起于南印度,大弘佛教。第四世纪中,有无著、世亲兄弟俩弘扬弥勒学派,阐述唯识法相之学,名噪当时。中国留学僧东晋法显大师,就在公元四百十一年间,早于玄奘之前,到达印度。第六世纪中,有陈那、护法、清辨等论师弘扬唯识、空宗佛学。唐初玄奘大师在此诸师之后到达印度,求学于戒贤、智光两法师,及胜军居士处,但都渊源于唯识、空宗这两派的学说。同时印度有菩提流支、菩提达摩、真谛、阇那崛多、达磨笈多等名僧,都来中国传教,翻译经典也很多。第七世纪末,中国有义净法师,留学印度,滞留南海诸围,返国后颇有著述。第八世纪间,印度佛教渐衰,此时印度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到中国弘传密宗教法。到了十二世纪,回教进入印度后,佛数徒多避地在南印度及中国西藏等地,从此印度本土佛教日益衰颓。
二、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汉末、三国时期
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已经有了迹象,佛教史乘所称的秦始皇时代,囚禁外国沙门室利防等十八贤者,入夜被丈六金刚破狱救出的记述,一般学者的考据,认为并不可靠。事实上,古代印度“沙门”的称呼,并不限于佛教徒的比丘,这些人或者就是婆罗门教徒与瑜伽术士之流,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为秦汉之间,道家方士的法术,多半与婆罗门教或瑜伽术有互通之处,所以可以旁征中印文化交流的时期,可能远较佛教传入为更早,当然那是初期接触、非常稀少的事。佛教的传人,旧史著录,都以汉明帝时代开始,因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愔等十八人,西去求经,到大月氏国,便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迎归洛阳,安置在白马寺,并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是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以现代学者的考证,人言各殊,认为这是一件不可靠的疑案。最足征信的记述,而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主张与中国文化调和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便是这一段时期的著作。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
他们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而民间自由信仰佛教,却日益增盛,知识分子也逐渐在将近百年间,接受了佛学思想,因此便形成了两晋时期的玄风——玄淡的风气,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间,将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命运一样,都在支离矛盾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个时期并不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的转变,实在是因为政治的转变,和战争的影响,使佛教文化变成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应时礼品。这在民间和知识分子(包括朝廷与士大夫)阶层间,各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归纳起来,约如:
(一)民间的信仰。因长期战争的结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决不了饥馑苦难的生活。天道既不足凭,生命也无保障,恐怖、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输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同的传说,使人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与菩萨的原义,就一变为与传统神祇的信仰相同了。
(二)知识分子的皈依。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人不能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其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恰在此时,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然。
基于上述两点因素,使佛教在中国,普遍地传布开展,但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靠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力壁,才使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我们试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导致社会风气的颓丧,举如:外族的侵凌和思想的转变等等,无处不在刺激人心而使走向积极或消极的道路。正当北朝石勒称王,嗜杀好货,野蛮成性时,而印度名僧佛图澄,便在此时进入中国,在后赵石勒的区域,宣扬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图澄除了宣扬教理以外,唯一特点,就是曾显示了许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减少杀机,同时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并且他又传授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在相信佛教学理之外,又有确实修持方法可循,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佛学谈空说有的口头理论以外,确有神通、禅定的实证方法和事实可凭,这也是佛教由佛图澄而大肆开展的最大原因。后来他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又是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时的学者,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也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四、净土宗的创建
慧远大师,雁门贾氏子,少为儒生,博极群书,尤其深通《周易》《老》《庄》三玄之学,并习道家方术,后因避乱南下,从道安法师出家。因爱庐山的风景,便邀约当时名士,如陶渊明、刘遗民等人,会结白莲社于山中,取《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为闪则,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便成为后世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归纳起来,促成庐山白莲社净土宗的原因,也约有两个因素:
(一)时代的趋势。因魏晋以来文化思想的转变,玄谈之学,已成弩末,致使求知者的欲望无法餍足。且因当时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由颓丧而变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愈难安定。结果,逃世思想,日益增盛,知识分子们代表中,如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到处皆是。慧远大师以悲天悯人的胸襟,邀约当世知交名士,遁迹山林,也是当时必然的趋势,例如刘遗民应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垒卵之危”的感伤词句,这就可见当时名士遁世逃佛的一般心情了。
(二)养生方术的选择。两汉、魏、晋以来,除了思想上的玄学以外,方士养生之说也大行于世,炼丹药以求神仙长生不老之术的风气,已经普遍存在。
慧远法师也学过老庄之术,终觉渺茫难凭,不是究竟的方法,于是仍须返求诸己,归到一心。他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而且学术传承为名匠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派,深知后来求得实证的困难,便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可以概括上中下三种器识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了现在千余年来,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不管是精心修持或脱口的称引,到处都可听到国人所说的阿弥陀佛了。
五、鸠摩罗什与僧肇
姚秦时代印度名僧鸠摩罗什经西域来中国,大事翻译佛经,弘扬般若佛学,这是沟通中印文化思想,开展佛教文化的最大关键。他的出家弟子中,如僧睿、僧肇辈,都是当时中国的博学才子,他们师弟之间的学问和风度,影响于南北朝的学术界至深,最为当世所仰慕。尤其是僧肇著《肇论》,融合老庄的思想,倡“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开创了千古的奇局和不朽的名作。道安、慧远师弟的佛学论著,受罗什的影响也很大。罗什的来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奇迹,这个奇迹,说来却很辛酸。前秦苻坚时代,为了仰慕罗什的学问,不惜调派大军,并遣将军吕光率领西征龟兹,后来吕光闻苻坚兵败,据姑臧自称凉国,罗什为吕光所得。姚秦时代,吕隆来降,才使罗什进入中原。姚兴便迎居于逍遥园,事以国师之礼,翻译佛经三百余卷,参加译事的约有三千人,都由姚秦政府供养。从此名僧辈出,佛教声望日隆。由罗什东来译经的经过情形,可得如下四个结论:
(一)为了一位学者,不惜派大兵去征灭一个国家,辗转争得,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奇案。从好的方面看,这是尊重学术和师道的光荣。但从另一面看,也只有文化浅薄的人,才会做得出来,因为这也可以说是武力的劫持。不过千古以来,知识分子多半自相轻蔑,真正尊重知识分子而能爱才惜才的,还是一般所谓非知识分子的人,这差不多是历史上的定例。
(二)罗什的译经事业,是由一个政权所支持,才有这样伟大的成就。但他以外国人学通汉文来作主笔,由中国名士才子相助,使佛经的翻译,不但为佛教建立了特色,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体裁,开创了佛经文学的另一面目,这些经文,便是当时创作的语体文学,只是现代人读来,又变成了古文了。
(三)在罗什以前的佛教传播,大多靠神通来显化,到罗什东来的时期,才使佛教哲学,与儒、道两家分庭抗礼,变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派巨流,以后才有儒、释、道三家之学,构成中国文化全貌的总体称谓。
(四)因罗什东来的影响,出家为僧尼的人数增加,品类不齐,颇多竽滥,才使姚秦政府,设立僧正职位的僧官,专门管理僧众。以后便因袭成隋唐以下的历代僧官制度,犹如现代的宗教司。
六、道生与涅槃佛性
在这段时期,佛教文化的传人,都从西北一路而来,中国文化的中心,也都在黄河南北一带,南方的学术思想,仍逗留在老、庄、孔、孟的范围里。而且佛经翻译还不俱全,例如《涅槃经》在此时,只译了一半,意谓极恶重罪的众生(“一阐提”),不能成佛。当时道生法师,参悟哲理,便认为这是义有未赅而并非完全的佛学,自倡极恶重罪的众生,也具有佛性,到了悔罪自新时,便可成佛。并且首倡“顿悟成佛”的意旨,因此被佛教徒们群相攻击,不能在北方立足,便南来隐居虎丘山,自为石头说法。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便是道生法师的讲经故事。后来《涅槃经》全部翻译完成,才证明他所说不错。道生这种思想的根源,实在也由《周易》、《老》、《庄》的三玄之学所开启,这也可见当时佛学思想与中国文化,概可相互引证发明,已至融通之境了。
第二节 佛教的鼎盛时期
一、隋唐时期的佛教
由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学术思想的风气,一反两汉的朴质,普遍趋向于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学术,也便在这个时期,日益发达。儒家学说,依违佛道之间。复因南北朝以来帝王政权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无以复加。但由两晋到隋唐之间的佛教,大半仍随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国文化的洗炼,在渐渐蜕变当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时代,因他对宗教信仰,特别有兴趣,所以对佛、道两教,也都并存信奉,不过对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胜迹,多半有寺庙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题咏里,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可是这还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黄河南北的佛教建筑,尚不包括在内。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自初唐以后,禅宗大兴,使佛教一跃而变为纯粹中国化的佛教,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和菩提达摩传入禅宗,可以说是两件大事因缘。因为学术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错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陷在一个非常紊乱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间,有文中子——王通的讲学河汾,综罗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学术思想,开创初唐以来的唐代文化。这个时期,隋有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佛教的天台宗,以禅那的“止观”为佛教实证的方法,用三种止观的体系,统摄全部佛学教理,开始分科判教,对佛学传承,作系统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师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后来宋代永明寿禅师等所著的《宗镜录》,算足第二部佛学导沦的巨著。
1.唐代建国的初期
以唐太宗的英明雄略,辅以初唐开国时期的文武将相,大多都是博识之才,加以接受了六朝以来的政治经验和惨痛教训,对于宗教的态度,无论为佛教、道教,甚至景教、袄教,都是一律优容,任由全国上下,自由信仰。在政府的体制里,僧有僧正,道有道箓,等于已经设立了各个宗教的专门管理部门。这时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便是玄奘大师自印度留学回国,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太宗一面尽力提倡宗亲教主的道教(道教奉道家的老子为教主,老子姓李,与唐同姓),一面也笃信佛教的宗旨,而且对玄奘大师,敬爱有加,几次劝他还俗出任宰辅,都被玄奘大师所婉拒。因玄奘大师唯识法相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的经典,在中国得剑广泛传播。同时因法藏(贤首)大师建立华严宗,使佛教更为兴盛。随天台宗以后,复因华严宗的观点,对全部佛教教理,有更进一层的分判。接着道宣法师极力兴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基础稳固。随之而来,三论、俱舍、成实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荣,争放奇葩,各自发扬它的门庭学系,形成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有如附表:
宗派:印度宗师;中国宗师;创立时期;所宗经论;宗旨
净土宗:马鸣龙树\世亲菩萨等;慧远法师;东晋时期;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往生论》、《大乘起信论》为主;以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修证法门。
律宗:以佛说律藏为主,故以持律第一优波离尊者为始祖;从昙柯迦罗(此云法时)之羯磨受法,为中土受戒之始;曹魏嘉平二年以《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为主;兼撮大小乘律学,以持戒证圣为宗旨。
天台宗:慧文禅师及其再传弟于智顗大师所创;北齐,隋时期;以《妙法莲华经》为正依,《大智度论》为指南,肚《涅槃经》为扶疏,《大品经》为观法;以一乘成佛为宗旨,三种止观为修证法门
成实宗:师子铠\鸠摩罗什法师弘扬;姚秦弘始十三年;采小乘诸部最胜教义及诃梨跋摩所作《成实论》为主;以《成实论》为宗旨,以二十七位法摄贤圣修证之阶梯。
三论宗:龙树菩萨 鸠摩罗什;姚秦时期;以《中论》《百论》、及提婆菩萨所作《十二门论》为主;破真俗二谛之执,显空、有不住
俱舍宗:世亲菩萨\安慧论师\真谛三藏;玄奘法师;陈文帝天嘉四年真谛三藏译旧本《俱舍》,唐太宗贞观七年玄奘译新本《俱舍》;宗《四阿含经》等,并以《俱舍论》为正依,另以《婆沙论》、《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等为主;本宗以玄奘所译世亲菩萨所作《俱舍论》为宗旨,立七十五位法以摄心色等等事理。
禅宗:迦叶尊者\菩提达摩;梁隋时期;《楞伽经》、《金刚经》;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
华严宗:杜顺和尚所创,贤首(法藏)大师弘扬之,故又名贤首宗;陈隋时期;以《华严经》为主;以《华严经》四法界、十玄门之学为宗旨。
法相宗: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玄奘三藏法师盛弘于中土;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六经十一论为主。六经为:《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阿毗达磨经》、《楞伽经》、《密严经》。十一论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记》、《观所缘缘论》、《阿毗达磨杂集论》。又有以五经十三论为主之说;明万法唯识之妙理
密宗:龙猛菩萨;又有东密(由中国传入日本)、藏密(西藏密教)之分,唐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东来弘传,莲花生大师入西藏弘传;初唐时期;以《大日经》及《金刚顶经》为根本所依。亦称真言宗,立十住心统率诸教,建立曼荼罗,身口意三密相应,即可由凡入圣。
2.禅宗的改制
由于初唐时期文化思想的博厚雄浑,佛教学者的名僧辈出,他们都以才堪大用的资质,从事于弘扬宗教的事业。使中国佛教真正开展的,应该归功于唐代。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正好当佛教学僧们钻进佛经学术的注疏、述论的牛角尖,多数佛教名匠的博雅学者,大阐其佛学义理,和相率走近了迷宫似的唯识、法相之学的时候;禅宗忽然崛起,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标榜,极其适合中国人的简朴,和唐代思想学风朴实浑厚的要求。而且在遍地都是佛学学者的情景里,禅宗又出了一位目不识丁的大匠——六祖慧能。他在广东曹溪,对平民社会大肆弘扬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宗旨。同时还有他的同学师兄神秀,在武则天的王朝里,被尊为国师的地位,也大弘其禅宗的佛法。神秀大师的学识很好,他的禅学,是以渐修为主,因为唐朝宫廷及士大夫的崇奉,禅学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慧能大师的一支,是以顿悟为主,因为他出身平民,不依文字,说法都用通常的口头语,使高深难懂的佛学,完全脱离酸腐的头巾气味,一变而为纯粹通俗的平民哲学,所以禅宗的宗风,便如风行草偃,大为畅兴。他们师兄弟在初唐时期,对于朝野的影响,形成南北上下两股交汇的巨流,自然要冲击到今后学术思想的转变,形成别开生面的光华了。
慧能大师一支的禅宗,以后便风行全国,我们尽可强调地说:“请看唐室之域中,尽是禅宗之天下”了。自他再传以后,便有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禅师二人,毅然改制,把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规模,一变而为中国式的丛林制度。当时百丈师徒,被佛教徒们骂为破戒比丘,极尽诋毁讥评。殊不知以后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传布,却全靠这个制度而存在,其规制的流传,时至今日,并为国内外的佛教寺院所仿行。而且这种制度,影响后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作用。禅宗丛林制度的特色,约有四点:
(一)改革佛教徒僧众们以乞化为生的依赖性,以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
(二)集中修持,以导师制来领导学者,从事知行合一的实证佛学。
(三)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仪式,以身心实践求证,完成人性佛性的心佛平等,集体教学的目的。
(四)以适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清规,取代一部分印度化的戒律,建立群众和个人行为道德的标准。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一般说慧能大师一派禅宗的兴起,是佛教的革命。其实真正佛教的革命性史实,应该推尊于百丈禅师的改制才对。关于丛林制度的研究,拙著有《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一书,在此暂不多作介绍。
3.密宗的兴起
唐代的佛教,自禅宗的崛起,使佛教成为一个纯粹理性的宗教,变成中国文化的巨流。此外,还有初唐时期,由北印度传入西藏地方的密宗;和中唐时期,由中南印度传入中国的密宗,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大转变。印度佛教有密宗的必起,依据比较可靠的史实,实在是在后期佛教学说,综合般若中观与唯识的佛教学理,融合印度固有的婆罗门、瑜伽术的修持方法,所形成的一个兼容古今修证方法的宗派,而且和释迦牟尼住世时代所说的修证方法,大有出入,这是一个非常驳杂与繁复的问题,一言难尽。总之,在唐太宗开国的时期,西藏王松赞干布要求内地文化的传播,只因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一念之差,没有准许他的请求。后来除了答应下嫁文成公主,带去部分的佛经、佛像,和跟去几位道士等以外,始终没有重视文化的传播。一个政治措施的影响,岂但只为“百年大计”,同时也要顾及“远垂千古”,此于后世史家或读史者所见得失成败之效,概可客观判定的。西藏地方从此便转向印度,以乞求文化的传播,最初请了几位名僧入藏,开始传播佛教文化,模仿梵文而制立藏文,跟着便有密教大师莲花生的入藏,弘扬密宗的教法。于是西藏便在唐代以后,完全成为佛教密宗的佛土,而且演变为政治宗教合一的特别行政区域。历宋元明清以来,密教在西藏的传承,始终不衰,中间虽然难免也有内部派别之分,但其密教形式,并无多大变更,一个高居雪山北麓的高原,历一千四百余年,成为佛教文化的世外桃源,这也算是东方历史的奇迹。西藏的密教,由原始的宁玛派(红教),后来又分出迦举派(白教)和萨迦派(花派)。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有青海人宗喀巴者,自幼在西藏出家,学成以后,又创建黄教。以后他的四大弟子,历代都以转生的传统,分据西藏、蒙古地区,宣扬教化。在前藏的达赖,和后藏的班禅,都成为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法王。而章嘉与哲布尊丹巴存内、外蒙古,也都各自世世转生以传续他们的法统。但他们历代都承受中国帝室的封号而尊为呼图克图(具有大师、活佛等意义)。中国内地,在唐玄宗时代。有印度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世称“开元三大士”,传进密宗的教法,他们都有一部分的神通,对传教更为便利。那时除了禅宗以外,最富于神秘色彩,而且有新奇刺激性的,就莫过于密宗的佛法了。所以朝野竞习,不久便流行于中国各地。到了元朝忽必烈时代,他尊崇西藏萨迦派的密教大师癹思巴为国师。那时癹思巴只是十五岁的少年,不但学问渊博,而且具有许多神异的奇迹,他仿照藏文为蒙古制立文字,随着忽必烈进入中原,便奉密教为国教,甚至元朝历代帝王就位,都要先经喇嘛的灌顶仪式,宫廷和民间秽迹,普遍流行,从此禅宗和其他各宗派,也大受影响,因此南宋末代的有名禅宗大师高峰原妙,便宣布闭死关,足迹永不下山了。到了明代永乐时期,认为密宗是不经之道,便有放逐的措施。因此由开元三大士传入的密教,便流传在日本,世称“东密”,西藏的密教,也因宗喀巴大师的整理,而于全藏建立了黄教的规模,只有在西康与西藏的边境,还流传着原始密宗的教法。这便是世称的“藏密”了。
二、宋元明清的佛教
1.宋代佛教儒化的理学
由中唐到五代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文学风格、艺术和生活,都陶冶在禅宗的韵味中。禅宗本身,也在中唐、晚唐、五代之间,另建立了五家宗派,各有教授的方法,如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等。这时禅宗的学风,也如南北朝的玄谈,可以先后媲美,第一流的人才,多半逃禅入佛,当然这有许多政治与社会因素的背景,才形成那个时代的风气。欧阳修撰《五代史》,认为五代无人物。王安石却认为他的观点不对,说是五代的人才,都入禅宗的网罗之中,这倒是有相当的理由。因此到了宋初开国的时期,上有宋太祖赵匡胤,下有宰相赵普和后来范仲淹等的提倡,有宋一代的儒学,一变而有理学五大儒等的兴起,这便是说明一个文化思想传统,积久成弊的反正。宋代的理学家,接着唐代韩愈、李翱等的启发,经欧阳修等的领导,突然崛起于千余年之后,号称直承孔孟心法,在汉唐的儒学以外,别树一帜,不须讳言,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并也渗入老庄思想的成份,这才构成一番宋儒的面目。换言之,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必然的演变,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当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来,佛教虽然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但儒、释、道三家的互争学术地位,与三家同源的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它的运动。到了南宋末期,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而且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宋代理学的产生,可谓由来已久,只是到了五大儒等手里,才算正式开始而已。
2.元代的密教
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据有宗教的特权,喇嘛们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国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极大的斫丧,从此各宗佛教,元气大丧,几至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在丛林制度的卵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传统命脉。净土宗因其平易近人,始终还能存在,而为民间普遍的信仰。
3.明代的佛教
明代承元朝的余绪,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与朱注经疏,将它们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传统也是不绝如缕。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憨山大师因名位过高,牵涉宫廷争立太子的案中,被贬到过潮州,他一生著作等身,门弟子编集其全部著作,自题为《梦游集》,其中有佛化言儒的《大学》、《中庸》直指,佛化言道的《老子》、《庄子》注等。莲池、蕅益两位大师专弘净土。而蕅益的著述,也有佛化言儒的《论语点睛》和《周易禅解》等书。紫柏因争立太子案牵连,在狱中坐化。明末佛教的命运,也随帝室的兴衰而日趋没落。在明清交接之间,还有一位有名的诗僧苍雪大师,为明末志士遗老们的方外密友,以阴助他们匡复明室的活动。
4.清代佛教的衰落
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达赖,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人有了默契,同时满人为了牵掣蒙占,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人入关之初,便册封达赖、班禅,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到了雍正年间,因他本人在藩邸的时间,曾经与逝陵性音禅师等相往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专志参究禅宗,自己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认为迦陵性音的禅是不够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国师,说他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见道者。等到他就职登位的时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宫内院领导和尚道士参禅,自称为“圆明居士”,也是一代禅宗的大宗师。并且屡下诏书,大弘禅宗的临济宗派,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命令天下禅师,可以随便找他谈禅论遭,决不以帝王的尊贵自恃。同时又下诏书,训诫和尚们不可学作文章诗词,要以专心修道为务。据传,中国佛教徒的出家僧众,受戒时在头顶上灼烧戒疤,便是他的杰作。因为他信仰佛教,大发慈悲,准许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志士遗老,混迹其间,难免掀起匡复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头上烧疤,以资辨认,同时也是防止乱源的办法。是有意或无意的作为,一时还难考证,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滥觞,确从清初开启厉禁,为始阶,可谓“爱之适以害之”了。乾隆一代,承皇室传统习惯,也笃信佛教,他是专修密宗法术的专家,到了他退位为太上皇时,更加虔诚,临死前还口念咒语不绝。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
结 论
佛教传入中国,自汉末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可以说为中国学术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可以说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纷争。但佛教在中国史上,白始自终,没有直接影响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间,只有为争取学术地位的师道尊严,经过几次辩论,结果被历代帝王政权所承认,对于出家僧众,在宗教地位上,始终以师道相待,彼等对帝王,可以长揖问讯而不跪拜,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初期佛教,人才辈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间,历代高僧,都是学识淹贯,渊深通达之士,盛唐之间,有几次以考试佛学经论,选拔出家僧众,史称“某某和尚,以试经得度”,便是这个制度,所以出家僧众,素质也比较优良。但在唐玄宗时代,政府也曾用鬻买“度牒”(出家僧众的凭证)来充实财政经费,等于清末科举功名的捐官或捐监。总之,佛教在中国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们的注重教化,从不干预政治,所以向来都被优容尊敬,任从民间自由信仰。虽然在佛教史上,曾经在南北朝与唐代,发生过“三武一宗之难”,仔细研究历史,平心而论,也不全属帝王的政治见解,或为纯粹的宗教斗争,而当时佛教徒本身,实在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唐代名儒韩愈的辟佛,详细研究史实,和他流传文章的思想,与其说他有严格排除佛教的观念,毋宁说是因佛教徒的作风,引起他的反感。当然政治主张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不过他曾与佛教名僧如大颠禅师等,作方外好友,这也是事实。可见论事论人,极难轻下断语,不可遽从成见。倒是宋徽宗一度排佛,的确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响。此外,佛教在中国史上,一直与儒道两家,互相消长,此起彼落,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儒释道三家的巨流。
至于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风格,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大,而且功多于过,美不胜收。例如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图绘及雕塑,乃至如中国人的生活艺术,食衣住行,已经到处都充满着禅佛的余韵,甚至影响日本更大。略举学术和文学方而的贡献来说,自曹魏时代,曹子建因听梵音,自制“渔山梵唱”,便为中国音韵学与音乐,别开生面。鸠摩罗什师弟创建佛教文学的风格,南北朝间因翻译佛经,高僧们发明韵声的反切,为中国音韵学的滥觞,千余年来一直沿用不衰,再变而有现在注音符号的出现。梁朝沈约所整理的声韵学,刘勰对批评文学的伟大贡献而有《文心雕龙》的著述,都是渊源于佛教的熏陶。陆羽的《茶经》,唐代一行大师的阴阳术数,宋代程明道太极图的发现,都与佛教有莫大因缘。少林寺的武术辅助唐太宗平定灭下,元朝耶律楚材对医学的贡献,刘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杀,明代姚广孝劝阻永乐的暴戾,这些都是历史俱在的一般贡献。有关艺术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云冈石窟、敦煌壁画等,都是举世皆知的事迹。总之,佛教因历代高僧大德学养的优越,使佛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与文学颇多,试看历代文人学者的专集,不与佛教高僧有关系,不渗杂少数佛学的思想的,可以说是极其少数的事。且如清代女诗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之所蕲致,最高思想的归趋,和最后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满着禅佛的余韵。这是具有权威性的代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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