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注册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佛教心学讲座 | 惟海的电纸簿 | 
特效地带
您现在的位置: 佛教心理学 >> 文章中心 >> 心理哲学 >> 佛教心理哲学 >> 正文 今天是:
内观学——开启新文明纪元的新钥匙
作者:韩雪红    文章来源:http://www.chinawriter.com.cn/yc/2009/2009-02-18/18984.shtml    点击数:1208    更新时间:2010-12-16    
        ★★★ 【字体:

 内观学——开启新文明纪元的金钥匙

         作者:韩雪红
 
  迄今为止,有很多神秘的文化现象还无法得到完全解释。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传统中医学最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医学是起源于治病呢,还是起源于饮食?它是在逐步积累中完备起来的,还是得益于某位伟大先驱的智慧贡献。我们无法确认中医学体系真正确立的时间。
    普通人并不清楚一种植物对生命体的作用,人们似乎只能从味觉、嗅觉、视觉以及能否食用等生理范畴了解植物的特性。但对于植物与人体的气血运行、精神情志、健康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等就无从获知了。医圣肯定是通过尝百草而获得宝贵的药理经验的。面对同样吃下去的植物,为什么他们能获得药理体验而普通人却无从觉察?也许有人说,这就是智者与凡夫之间的区别。事实并非如此,凡夫与智者的唯一区别就是缺乏内观意识。当这些智者发现了植物具备特定的药理功能后,便将扶正健康作为自己的使命,开始了自觉的体验过程。他们一面自觉采集、归类各种植物,一面在静与定的状态中以生命为代价体验着百草的药理。这种以文化责任为驱使的担当意识,在推动着医学走向深入。
    缺乏内观意识,缺乏有关文明属性的内观定力,就没有文明的担当意识,没有责任心,就只能漂浮于生活的浅层,无从获知生命特性,无从在生命特性的引导下发挥出更深层的生命价值。我们应该庆幸的是,文明的担当意识促使智者沉入生命的深处,在获取个体生命性的同时,确立了项度各异的文化取向,并将不同的文化取向在真诚的实践中予以实现。
    人体的气血巡行、经络穴位等都是在内观状态中发现的,这不简单是个别人具备的特异功能,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在内观修证中的结果之一。还有伟大的易经学说,它同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某位智者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内观中总结出来了发生和变化的规律,并赋予了这种衍生、变化规律以人文的解释,以指导人类实践走向理性和智性。这依然是一种内观,是通达天地运演之理、事物生、长、休、囚之理以及生命因生与衍生之理的内观结果。这些智者不仅仅在内观中发明了某一实相真理,他们的内观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所在。
    内观和外观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内观可以使我们获得对存在实相的认识,而外观则通过变化不止的现象收获表象或现象性的理念。现象范畴包含了两重含义:一使我们所认识的是现象,二是所产生的有关现象的认知以及认知和实践体系其中包括了现象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内观中,我们直接与存在实相、存在之理以及生命实相相统一,立足这个本体,必然是生命契合生命实相的喜悦和不断前进深化的动力,而在前者中,只能构建受限的实践范畴。存在实相中有着内容真理,而现象世界只有主观的理念自洽和逻辑自洽。
    发明和创造这两个词语似乎成了科学技术创新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只有的内观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发明和创造,科学技术的创新只能称之为创新。发明是发现本体实相中本来就有的东西,是对存在实相的发现和明示。创造则是在发明存在实相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个体与群体的内在文化。事实上,历史上的几次文化鼎盛时期往往是由智慧卓越的智者缔造的,这不是简单的英雄主义或尊崇圣贤。他们在背负文明价值的内观中创造了一个个文化源头,并滋养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智慧的源头,那么,人类的生理健康如何得到保障,人类的困惑从何处得到慰藉,人类的生存苦难从何处得到解脱。
    也许有人质疑,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吗?他不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吗?现代西方文化确实在人类历史上缔造了又一次辉煌时期,但它并不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文化的精髓中必然含有文明属性,含有支持人类健康发展的生命性因素。而现代西方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却是在外观的基础上确立的。他将个体与群体的终极追求确立在因生存而产生的生活范畴中,对人的理解是生活范畴以及因生活范畴而延伸的价值观,对政治理念的理解是从生活范畴以及因生活范畴而延伸的价值观——民主、法制、军事等攫取了利益、维护利益,并实现透明的民主政治。科技理念、科技实践也无不围绕着服务于生产、生活理念而展开。同样的,物理科学中的物质理念,也是通过破解物质的结构、解构之迷来彰显科学对生活范畴的贡献。以“生活”以及“生活”之需的拓展为本体,为发展逻辑本体,看似创造了又一个人类文明,但事实上,这更是一种禁锢,是以对更高文明向度的抛弃而产生的禁锢,这是一种搁浅,是因对内观的无知而无法触及文明实相的文化搁浅,这更是一种堕落,因生活欲望的畸形膨胀而引发的堕落……西方现代文化没有弘扬内观文明的方法,也没有继承内观文明的基础,而是走向了因“生活范畴”之需为本体的一种文化极致。他依现象而起,依靠的是现象理念中的形式逻辑。他无从滋养人性、开放人性,他无从滋养文明,潜入文明的核心,他无从滋养文化,开放文化……虽然他实现了生活、生产资料的丰富,虽然他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极致,但透过这一极致的品质,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我们舍弃了存在实相,生命实相,而走向了由人类狭隘的主观主义所编制的生存图景中。当内观在竭力抛弃主观,以赤裸裸的生命走向存在实相时,外观却恰恰以树立自我,尊崇主观,舍弃存在实相,构建现象实相为己任。结果造成了人性的板结、文化的板结以及文明的凋敝。而且,这种文化本身无法寻找到自我拯救的方法,只能在即有的道路上艰险挺进。这就是外观文化带给人类的结局。生命意识的隐遁、文明意识的抛弃,人类历史因为必然走向了外观,走向了建设现象性的文明和文化。人们丝毫没有体验到文化构建中的快感和成就,相反,却被沮丧和失败所包裹。
    西方文化其实是在降低人类文化的品质。没有生命意识,没有文明史观,他们在分析着现象,分析着事物的结构,分析着不同的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并且把这种效应应用于自然科学、科技、生活中。西方现代文化具有先进性,但却没有神性,没有生命性,它不懂得在内观中体验生命的鲜活存在,无法体验生命在宇宙中的鲜活存在,无法体验宇宙的鲜活存在。他们对人的认识、对生存的认识远远没有抵达存在实相和生命实相,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品质。
    西方文化不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打上了现象性特征,以几个基础理念的混淆为例,足以说明现象性理念对社会发展的危害。西方文化一直混淆了进步和增长的概念,简单的认为进步就是增长,增长就代表着进步。所以,社会发展习惯于增长模型,社会进步必须实现物质资料的增长,追求生活的幸福和富足是每个人的期盼。所以,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社会统治集团都将增长理念作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却没有意识到增长所依存的本体问题。人类认同了由消费指数的攀升所决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能力,认同了以增长消费指数为己任的政治价值和文化理念。在欲望数字化的攀升中,在适度消费变为畸形浪费的过程中,资源的承受能力走到了尽头。事实上,文化理念、文明机制、社会发展目标不应追求以消费指数代表历史的进步。进步是生存质量和生存品质的提高,而不是欲望和衡量欲望指数的增长。历史的进步应该以文化为推动力,促使个体和群体获得实相智慧下的生存图景。
    内观需要绝对的静和定,而静和定的前提就是放弃主观意识,放弃主观意识对人的干扰,放弃自我意识的干扰,潜入存在实相和生命实相中。并去使主体存在融入存在实相中。内观什么呢?内观生活的本质、内观生命以及生命性的本质、内观生命实相、内观宇宙实相……文明的源头在存在实相和生命实相中,文化的动力在内观中觉知存在实相、生命实相,并在实践中践行这种实相。这其中包括了文化的全部内容和全部价值。
    个体应该回归生命的诞生之旅。我们不妨经常展开这样的观想,悉心体验自己的诞生过程。一粒神圣的生命种子着落于母体子宫,滋养他的营养之水随着生命体的成长而增长,沉浸在营养之水中的幼小生命逐渐展示出人的种性。头、躯干、四肢、脏腑器官,这些器官的成长既源于种性、又源于生命性,直到他呱呱坠地,成为真正的人。新生命是那样的健康而欣欣向荣,他们的呼吸深达脚跟,他们的意识因生命性彰显出特有的自主而非主观。我们不妨可以在静态中将病弱的身躯不断地导入这幅生命的演生图景中。去感受脏腑之间本具的顺畅气机,去感受脏器本具的鲜润,去感受肢体气机中本有的通达,去感受被生命实相所承养的快乐。归于生命的源头,去获得生命性的真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生理机体开放于生命性的承养中,去体验生理器官和机能在生命实相承养中的健康之美。在归于存在实相承养的过程中,精神情志是平和、祥和而愉悦的,我们因这一回归而感受着生命性的伟大和博大。我们既观照整体,又觉知着微小之处,意识展现着它敏锐而全然的特性,在敏锐而全然的状态中,我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固持。以生命性为引导的生命修证将使个体生命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彻底改变。这是现象范畴归于内容真理的过程。
    放下纷杂的主观意识,放下庞杂的文化理念、实践理念,静静地走向人之群体而居的源头。在这里静静地聆听,在这里静静地观看。人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快乐而野趣地出入丛林,群体与个体都闪耀着种性之饱满,闪耀着生命性的辉光。群体而居的最高价值就是使得个体回归智性与生命性的怀抱之中。实现个体间的休戚同体的关系,实现个体从已然的生命体走向智性和自觉的生命性存在,这是一个统一文明本质、进而文化个体与群体的过程。群居的社会进程是集合众智的过程,是对点滴证悟的集合和放大,是对存在实相的证悟过程,这幅历史画卷不是滋生并集合“众恶”,并以权力和制度的手段对诸“恶”加以合理化和放大的过程。两幅截然不同的生存图景都不是本质即定的,它仅仅源于主体意识的抉择。顺延即有的生命属性和生命性,走向对生命实相的认识,走向人与生命性的智性相济,走向人与环境的智性相济,带领人类走向智性的生存图景,这就是《易经》乾卦与坤卦所真正探讨的内容。
    事实上,东方传统文化也没有最终带领人类走向智性的发展之路,内观智慧仅仅在医学、易学等文化体系中获得了较为彻底的实现,而真正支持文化理念、文明意识的儒学、道学等诸子百家并没有将内观智慧发展到极致,而仅仅成了个体与政治关系的调和者。这种调和姿态,使得它们无法超越政治之上,寻找政治的生命性,无法超越个体的社会属性,去探寻个体的生命性,并求证这二者在文明本体上的统一。政治无非是理念实体,个体的社会属性是个体生命实相的局部,当将文明、文化本体扎根于理念或有限之上时,这种文化属性以及其内涵就可想而知了,它不可能去求证文化在文明本体上的统一,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大的建树。
    东方历史之所以错失了良好的革新机遇,没有外在原因。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尽管先哲构想出了“桃花园”般的社会前景,但这一构想是模糊的,既经不起形式逻辑的推理,也经不起实践理念的推理。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然放在狭隘的人性理念之上,并将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最终锁定在狭隘的人性理念之上,当先哲又将他们的文化服务于统治者阶级时,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没有体证存在实相和生命实相,没有体证理念本质、实践本质、生命本质与存在实相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为人类设计出以生命实相为本体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尽管传统文化也在探寻人性、人性与群体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在分析人性善与恶的本质,但都将文化的聚焦停留在个体的修养上,很少有人将目光投注到群体文化的同步修持上,多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高要求,缺乏的是对群体生存图景的构建提出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传统不但没有彻底揭示个体、群体同源而同体的本质,也没有涉及到个体与群体朴素的生命本质,个体仅仅成了被统治对象,成了统治阶级完成自身意愿的工具。传统文化没有抵达生命实相,没有认识到现象因同源而具有的平等,以及因平等而绽放出的生命价值的全然。忽略了个体的生命尊严,忽略了群体文化的文明构建,混淆了生命体与方法论、生命体与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关系的颠倒导致了传统文化理念的先天不足。
    文化交流使得世界认识到了文化的多元性,但同时也使文化理念和实践模式走向了统一,在统一中,人们尊奉先进和强大,摒弃了落后和弱小。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走向消隐,东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竭尽全力地引进西方的社会理念和文化模式。但所谓的引进仅仅局限于知识和技术,在茫然引进中,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引进西方文化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平台和人性平台,所以,他们的效仿和学习尽显狼狈。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是客观的,无论是人性的善、恶都得以客观而极致的分析,西方文化的触角在顺延人性的延展性而客观展开。西方文化承认、尊重并支持这一客观性,从而使得社会各个范畴、各个职能中尽显公平、公正和客观。西方文化建立在个体间平等、个体与政体平等、个体与其他社会职能平等的基础上,制度、法律、文化等都在客观而平等地服务于个体。客观、公正、明确、理性等正是西方“外观”性文化的素质。有了这个基础,西方的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和推行,西方的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和推行……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并不是外观的道路,也不是“内观”道路,而是以政权为本体的人性理念和文化实践。不具备彻底的客观性,也就无法挖掘出客观的人性以及群体文化所应具备的公平性、正义性、公益性,也就无法构建出适应人性客观属性所须设立的法律、制度的平等性和严肃性。中国虽然拥有内观方法,但它仅仅是个体现象,能彻底践行内观精神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从内观中体证内容真理,并因内容真理而构建相应的形式真理了。所以,东方的文化是模糊的,既没有指向内容真理,也没有指向客观的形式真理。所以,除了维持政权的可统治性,除了维护政权属性的主流文化以外,非常缺乏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文化理念。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出政治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的原因。如果不确立明确的文化本体,不确立明确的个体本体,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实现民主法律制度,同样也无法实现所构想的任何发展模式。由此看来,在愚昧地抛弃了以内观精神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因无法学习、践行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落入理念和实践的畸形,躁动、妄动以及被动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特征。当西方人正理性地学习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内观方法的时候,中国为什么不能重视“客观”这一西方文化精髓,并重新捡起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出内观方法中的智性,实现主体的生命性。我们必须从躁动、妄动和被动中走向理性和理智,从文化本体和生命本体中思考建立全新的社会发展图景。
    在人类历史初级阶段,民风淳朴,“德”的内涵能够较好地发挥效用,在历史发展中期,强权与利益的纠结在维系着历史的发展,在近、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意识唤醒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蕴含其中进步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历史还将继续,但资源环境的严重毁坏,道德底线的崩溃、经济理性的丧失以及政治文明性的丧失等都成了现代的社会本质,成为今后可持续发展的脆弱基础。是寻找更为智性的文化本体和社会本体,还是在“物欲”的推动下走向历史终结,关键的抉择决定着人类命运。
    东方传统文化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内观”修证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先哲为我们留下了中医学、易学以及儒学、道家思想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并将佛学思想发扬光大。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懂得内观的真谛,也不清楚内观修证能为个体与群体带来什么。当先哲们在内观修证中积极构建人文思想的同时,当我们炫耀着先祖留下来的灿烂文化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对传统文化的消解的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息。由“内观”修证方法所获得的思想因为各种龌龊的原因,被篡改、销毁,或是在文化理念的歪曲下面目全非。我们不但缺乏文化的保护意识,也缺乏足够的挖掘、整理意识,而任由这一珍贵的宝藏有意或无意地遭受损毁。我们没有自觉地为中医学确立系统而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任随它在历史发展中走向残缺,中医学中的祝由十三科等更显精神性的医学体系失传了,现在存留的医理学、药理学、制剂学等已与上古的医药学思想相去甚远,所保留下来的医理知识和药理知识在经历了被西方怀疑到逐步重视的同时,却遭到了部分国人的贬斥。作为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儒家学派,更是遭受了无数次的灭顶之灾。我们欣赏不到孔子思想的真面目,欣赏不到易学思想的真面貌。个别学者只是捧着被恶意删改、篡改后的文献做着所谓的学问。我们不忍仔细分析传统文化各个分支的具体命运。人们似乎已经无从欣赏到由内观修证所得来的伟大思想了。思想的凋零始于恶意的政治操作和因私欲引发的篡改。没有人去追问古籍文献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也很少追问这些思想产生原因。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代表中国失去了文化竞争的机会。事实上,文化典籍并不代表文化之根本,先哲即使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文字,但只要为我们留下了“内观”修证理念和修证方法,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根基,顺延这个根基,可以窥见文明本体和文化价值。现在,立足“内观”修证方法,去尝试分析传统文化典籍的真伪性,去尝试鉴别文化典籍的文明性……顺着内观修证的探寻之路,我们可以窥见或重新走上探寻存在实相的道路。
    内观、外观方法分别是中、西文化的根基。西方已经释放出了外观方法的社会效能。而中国却没有释放并触及到自身文化的精髓,这是令人遗憾的。当自身无法获得实相存在之理的时,是谈不上“文化”的,当发展理念、实践理念以及个体精神素养等仅仅处于自为状态,或受制于某一现象意识的引导时,社会的基本要素以及文化的基本要素之间无疑缺少因文明本体所迸发出的自觉的整合力量,缺少个体素养和群体实践的文化整合力量。当一个社会无法自觉地展开文化构建时,他会因内乱而狼狈不堪,更会因依赖他者而备受欺凌和玩弄,在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近、现代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面对无数的屈辱,我们也应该思考中国文化的“自立”和“立人”了。
    虽然从客观能够衍生客观规律,可以由客观规律衍生客观性的文化体系,但如果当客观抛弃了生命实相和生命性的内涵时,这种客观不但无法指向形式真理,也无法指向内容真理。可见,客观以及因单纯的客观而衍生的客观理性无法作为文明的本体,这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无法焕发出生命神采,无法焕发出智性光辉的原因。尽管西方文化正在由理性走向智性,但目前还停留在科学理性阶段,还没有引入生命智性的理念。生命性不是靠观察外在的客观现象所能得来的,生命实相不是主观构建所能完成的。生命性是生命实相的属性,它包含了现象的生命意识、生命意志、以及根植于本体中的生命种性以及生命向度的彻底开放,也包括了自体与他者之间的共生境界和承养品质。生命实相不仅是一幅生机充沛的生命图景,更是种性充分释放潜能的动人画面。生命实相中包括了承养的境界、承养的品质,以及承养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生命实相中体现着本体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生命实相所具有的生成、承养的气魄和能力恰恰就是对存在本体内涵的最好诠释。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生命性以及生命实相的客观性,更要具备还原客观认识为世界存在实相的能力,从存在实相中汲取由存在本体所展示出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内涵。走入实相智慧,将为我们带来智性的文明本体。
    潜入宇宙的生命实相,潜入自身的生命实相,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感性必然让位于体验。感性与理性是人们处理外在关系时所需的工具,它不是文化的准则,也不是文化的机理。生命不仅外现为一个过程,它更是饱满的存在状态,这个状态被生命性贯穿、被生命实相所承养。生理有着内在的机理,精神有着与本体同在的安在,当能够体验到宇宙安在的和谐和顺畅时,我们的身心也就获得了安在的理由。生命体生成于生命本体,我们因宇宙这一本体而诞生,所以,我们具备潜入存在本体的能力。一粒种子不仅仅会发芽、开花、结果,种子具备彰显生命内涵的能力,种子不仅彻底实现了种性,它同时也是生命性、生命实相的一种化身。是啊,个体是生命的化身,群体也是生命的化身。我们不应该关闭广义生命的之门,将自己限定为小我。每个人都具备成为生命、成为广义生命的充要条件和能力。
    我们是生命的化身,不是客观和主观的化身,不是理性和感性的化身,不是各种理念理论的化身。基于生命的第一因,我们才有了感官、感觉、感性,才有了欲望,以及因欲望而引发的发展历程。忘记了第一因,忘记了真正的家园。狭隘的生命体似乎就有了起点与终点。在彻底的开放中,我们体验着生命的纯粹,生命力的充沛,以及生命实相的祥和,体验生命力流淌之处的生机绚烂。这一本体存在赋予任何现象体、任何理念、任何实践以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能够看到这重价值和意义,能够看到将现象与本体同源同体的存在实相,那么,我们就应该树立革新文明本体的信心。人类力量所到之处应该赋予现象以生命性,赋予它们以终极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摧毁现象并以及现象世界作为人类的发展前提。
    由客观所引导的世界观,将人限定于生活范畴,这样便使得欲望以及欲望的膨胀合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摧毁环境,在摧毁人性,在摧毁客观世界观本应具有的理性价值。当理性价值被摧毁了以后,人类便失去了走向客观世界的理由,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客观文化,无法实现真正的客观真理,无法实现客观真理本有的文化价值。所以,在“理性”引领了几百年之后,西方文明也迎来了它的衰败,当我们无法做到纯粹客观,也无法做到纯粹主观的时候,无妨归于宇宙的存在实相,归于个体的生命实相,在内观修证方法中寻求新的出路。西方文化没有立足于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当然,西方社会在尽量以科学理性精神避免自身走向终点,在不断用新的能源、新的经济方式、新的制度机制在推动自身向前发展,但是在生活方式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也必须在潜入生命实相的过程中获取实相智慧,这是人类发展所无法逃避的。
    人类历史已经走出了原始阶段,但近现代历史却被畸形的政治理念和经济理念严重扭曲。真正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什么,经济运行模式是什么,社会管理目标又将是什么……我想,书面的安定和和谐绝不是每个人的期望。
    政治体制不仅是静态的管理模式图,政治体制实现的是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分析和整合的功能,政治功能应该在对各种力量的驾驭中推动个体、群体在智性的引领下向着终极价值进发。经济运行模式也不是结构性的经济制度所导引的资源流向,社会经济水平恰恰是政治功能在驾驭和释放各种文化力量,是个体和群体释放自身生命性的过程中生存品质和文明品质的综合反映。所以,以往体制性的政治概念有待更新,制度性的经济理念有待革新。政治组织所实现的是文化功能,而文化效能最终反映为社会经济品质。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仅仅投注于政治性质、政党纲领、政治体制等方面,我们更应该关注政治功能在文明本体的定位能力和文化的组织能力。政治功能是实现并不断推动文明境界的深化,而不应将其仅仅局限于权力运作和经济运作,这一狭义的政治理念不是在巩固政治的社会作用,而是在瓦解和扭曲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当政治功能确立了文明本体、在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功能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和力量流向都将处于绝对自在和安在的境界中,力量的品质以及力量流向都将是智性的。政治仅需体现出文化的承养境界和生命性特征,与之相伴生的是社会全方位必然会绽放出生命性的图景,而个体和群体都将受益于这一社会经济效能。
    当建立起外在的体制的时候,政治成了部分人的事,政治权力成了部分人的权力,政治理念成了强者的权利意志表达,而个体的文化潜能和文明潜能则被丢弃或否定了。这就是政治体制能够建立的原因,也是畸形的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都标志着对政治、经济概念的曲解。政治与经济都是某一文明本体的效能发生过程中必须的社会职能,属于方法范畴,而不属于本体范畴,当方法被抬升为本体地位时,从中所滋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必然是畸形的,当以制度和权利之便恶意操纵物质资源、知识资源、经济资源的“利我”流动时,社会效能、社会品质、个体与群体生存品质都成为了畸形力量的受害者。文化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的力量,实现文明本体中的效能,围绕的中心不是狭隘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政治制度的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结构只是文化结构中的一个分支,是文明效能实现中的工具之一。它既不是理念的本体,也不是权力的本体,也不是文化的本体,更不是生命价值寄托的本体。结构意识以及结构功能属于现象范畴,不属于本体范畴,它是文化理念在特定阶段的实现方法。我们必须在结构、解构的过程中认识政治的文化价值和经济的品质内涵,从而摆脱结构性的政治理念、经济理念,走向对生命实相的体悟。真正需要建立和深化的是政治的文明属性和文化能力,而不仅仅是权利的运作能力和对资源的调控能力。真正需要的是反映个体与群体生存品质的社会经济效用,而不是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而生成的量化衡量。文化与文明不仅仅是概念性或装饰性的,我们应该向文明本体索要个体与群体的生命境界和生命品质,应该向文化索要个体与群体抵达文明核心的能力和方法。社会管理和经济愿景是以“终极”价值为目标的。否则任何政府、任何时代都无法克服“终点”意识所带来的文化之恶与经济之恶。
    这不是柏拉图式的幻想。因为东方智者已经在内观修证中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先哲用尽一生在求证生命的内涵。我们所要做的是,继续沿着内观修证方法,求证更为卓越的生命品质。
    我们从来没有立足统一的本体认识个体和群体,没有立足统一的本体认识宇宙与人类,没有立足统一的本体认识宇宙与社会……文明本体的缺失,导致了文化价值无法凸显,也导致了社会文化能力的低下。人们只能盲目地用不同的理念对待不同的范畴,方法无法因价值观而统一,价值观无法因文化品质而统一,文化品质无法因文明本体而统一,这就是人们生存意识混乱、实践方法混乱的原因。对生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生活范畴,将个体与群体的价值仅仅停留在生存需求中。由此便可得知,人类实践的动力以及实践的模式的真正特征了,我们也就无需为今天畸形的社会现状而震惊了。
    生命体的创生是生命内涵和生命功能的完整再生,而不是部分或局部的。新的生命体不仅依然立足存在本体,依然诞生于生命世界中,同时也携带着全部的生命性——生命的品质和生命的机能。而人类历史的特征却习惯于抛弃旧的模式,抛弃旧的方法,抛弃旧的外衣……人们虽然以“革新”取代了抛弃和遗弃的表征,但其中所造成的生命浪费、资源浪费、知性浪费、智性浪费等却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一扬弃过程中,个体无法获得终极的价值观和生存方法,群体也无法获得终极的价值观和实践方法。人们习惯以“革命”的情绪对待旧的历史,近乎所有的政治进步无一不是建立在对旧的政治集团的革命中。同样,人们也习惯于随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实践理念。与其说人们继承了优秀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化思想,不如说人们更认同当下社会中的价值论和方法论,所谓对文化的继承仅仅发生在个别的书斋中。所以,继承和进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应该打上问号。我们应该走出原有的“弃旧扬新”的历史观。我们应该确立文明本体,确立文化本体,确立直指生命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并确立相应的方法论。这样,历史就不会发生太多的文化摧毁和再建造,就不会发生太多的管理模式的摧毁和在再建造,就不会发生因本体缺失、因世界观、价值观空洞所导致的病态实践。弃旧不是对已有历史的全盘否定,我们所应抛弃的仅仅是陈旧的现象载体——方法载体以及实践载体,而不是文化本体、文明本体本身。秉承智性,在文化本体的继承和深化中,不断深化人类的文明属性,这是历史的进步。进步需要基础,如果历史文化中没有文明本体和文化价值,那么,我们何谈继承,所谓的继承仅仅是对旧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沿袭,所摧毁的仅仅是这些决定因素的结果,人们并没有摆脱这些决定因素本身,人们只是在其中寻求并实现更大的利益需求而已。这就是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走向文明本体、文化本体,没有实现个体与群体终极生命意识的原因。这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将生存环境逼向绝境,将人性逼向绝境的原因。历史的发展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
    人是生命的种子,他应该因生命性释放生命境界,这就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本体和文化的价值所指,人类历史同样也是以抵达生命境界为终极目标的。历史不仅仅被事件所充满,它更应被生命的神性和智性的光辉所充满。生命世界无形、充满、绚烂而又神圣,它以境界和承养而显示出自己的全部智性。个体在内观中获得的是精神素养、道德素养、生存智慧,获得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生命实相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将使个体释放出不同的生命价值。人类文化应该立足个体这一根本,立足个体和群体本性统一的这一根本,自觉构建人类的文明本体和文化内涵,而不仅仅以制度、法律,暴力、利益等手段来实现控制。个体问题、群体问题需要从本体上解决,而不是简单以庞杂的制度体系给以限制。社会矛盾其实源于对文明本体和文化价值的忽视,源于对个体生命性的认知忽视,而不仅仅源于某种制度的有限性或者人性的底线。
    自然界中万物流布,衍生运化的发生、孕育图景是人们敬畏和感叹宇宙生机的原因,而其中智性的有机和共生则是人们孜孜探索的“天道”。使人类社会状态成为充满生机的生存图景,一直是每个人的期望。面对僵化的社会运行机制,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参赞天地化育的呼声。以天地运行的大道之理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一直是文化的主要诉求。除了为文明定位、认识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外,认识政治在实现人类文明生存图景中的作用倍显重要。在中国先秦诸子中,“政治”一词较少应用,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可见,政治是实现群体生存质量的一种社会功能,并不代表部分集团的利益,也并不凸显某一部分人的社会价值。政治的公益性,是必须而必然的价值定位。政治价值体现在两个接通上,接通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智慧,接通现有生存智慧与本有生存智慧,立足当下的生产能力彰显即时的生存智慧。可见,政治的价值是在群体而居中解读并实现参赞化育。政治应该实现它的文化功能、构建功能,实现它的公益价值和文明价值,不应仅仅局限于利益或政权的斗争。政治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文化责任的构建者和担当者。它促使文化价值指向生命性,促使文化功能走向智性的构建。文明的定位不同,决定了文化不同的承养能力和构建能力,文明是对本体与现象的认识,以及在认识下所指导的生存理念和实践理念的凝结,它是世界观以及对世界观的实现。这就要求文化要具备解读和消化文明内涵的能力,文化要在构建和传达中体现出对文明内涵的承养能力和实践能力。文化的价值在于释放生命性,承载不同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路径潜入生命智慧,开启生存智慧。可见,政治是文化价值的实现功能之一,而所谓的权力、制度、法令等仅仅成为局限于某一社会范畴的特定功能,而不是政治的全部价值,因为社会管理不仅仅局限于生活范畴,更具有精神向度和文化向度。没有政治,群体而居是原生态的,具有了政治,人类就向着智性迈进,向着“参赞天地化育”的智性方向迈进,这是人之群体而居不同于其它生物之处。作为群体而居的生存品质的衡量指标——经济,也就成了个体与群体非常关注的焦点。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经济的数量性积累,以至于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异化成了对欲和壑的填充。事实上,经济的真正内涵是生存品质的综合体现,经济的完美追求是发展要素、运行机制、功能结构、动力源泉等都要契合生命性以及生命智慧——即实现生命内涵的复制或复活。经济是个体与群体共生过程中的生存效益和效能的综合品质。如何使个体与群体实践最大程度地契合生命智慧,如何充分释放出生命智慧的价值和效能,是政治和经济必须思考的。
    当人们忽略了对生命内涵认识能力的培育,而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对群体生活范畴的管理中时,其直接结果是,社会管理功能被局限于群体生活范畴,政治价值被局限于利益和政权范畴,经济理念被局限于生产、消费指标范畴……整个社会管理机制和实践机制必然是严重僵化、且严重受限的。当将经济统计局限于工业、商业、农业等生产领域的产出和消费领域的支出时,经济理念所引导的社会价值便以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为核心。资源概念也随之变化,资源不再是生命系统、生存系统所必须的支持元素,而成为利益攫取中可操控的能源,这种资源认识随即运演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畸形运作,权力和利益成为政治的追逐目标,利益和强权成为权力的追逐目标。于此同时,经济运行模式也从原生态演变成个体、集体以获取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竞争图景。那么,制度、秩序、道德等的崩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可见,文化功能的丧失和文明理念的消亡,政治功能失效、经济调控功能失效、道德宣教功能失效都不仅仅是各自体制的问题,它正是文化功能失效的表现。文明理念的消亡使得文化从功能性演变为概念性的幌子,文明仅仅成为了一个泡影。不同的基础理念将引导出不同的理念链条,也将引导出不同的实践链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教人不计方法地赚取更多的利益,政治学的重点是在政党任期内保持物质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上升,而社会管理成了可怜的治安管理。现有的教育功能、教育内容也都成了服务于以上管理目标、政治价值以及经济理念的工具。我们没有文化理念,没有对文化功能的构建意识,更没有认识文明价值的意图。没有本体性的文明意识,也就不可能促生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就不可能展开所谓的文化实践,那么,基础理念从哪里来,我们如何在参照不同文明本体的过程中为基础理念寻找更为准确、正确的定义,我们如何生成更为智性的理念链条、实践链条,如何生成具有文化属性的政治价值和具有文明属性的经济模式……可见,文明、文化,乃至生命性、生命智慧等的探讨并不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话题,而是一种必须,因为,它同时决定着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品质。
    我们与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经济运行模式、政治制度模式,道德理念等已深深认同了,似乎想象不出更好的社会模式。那么,现有的发展模式是否是自洽的,它能否实现发展理念本身所传达给人们的基本承诺。答案是否定的。立足现有的发展逻辑,我们发现不了其中些许的逻辑自洽性。无论以权力机构为利益实现为本体,以集团利益实现为本体,还是以个体利益的实现为本体,截止目前,人类历经的社会模式所共同的特征之一,都缺乏明确的文明本体和文化构建意识。缺乏这个基础,社会的发展动力只能来源于道德约束、权利操控,或者物质利益的刺激……这就是人类历史中的几个基本动力源泉。但随着这些动力源泉的枯竭所伴生的必然是相对应的发展模式的衰亡。以道德作为各个阶层行为规范的帝王统治时期已经结束了,以权利异化出的暴力统治时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现在处于以政权和财权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政府正在以物质经济的力量作为增长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刺激力量。但是,随着经济意识的增强和实现能力的增强,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必然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化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提升。但是,我们缺乏基本的资源理念和环境理念,没有筹划资源的能力,也没有筹划环境的能力,没有认识到发展与发展基础之间的统一性。同样,对于生产力、生产结构以及生产规模这些基本概念,我们也没有文化认知,对于物质利益、物质效能没有文化认知,对于资源和环境更没有的文化认识……不但没有文化认知,更缺乏文明本体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发展没有目标,没有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没有了理性而智性的方法论。人们在仓惶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继续进行着充满了盲目和危机的漂流。没有本体性的经济理念和利益观念,人们也就设计不出更能评价群体生存质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了,只能依赖于“西方”狭隘的经济理念,只能依赖政府所设立的价值评估体系,而这种依赖性恰恰是在扼杀个体建立“本体性”的生存理念。对经济、对价值评估体系、对政府工作评估体系,没有因“本体”而有的“整体”时,如何更好的分化出筹划资源环境等的能力。如何能以生命性的尊严为本体建立制度体系。随着个体经济意识的觉醒,整体的利益观、效能观被瓦解了,政府仅仅透过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系列指标表现着社会的整体利益观,但是,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个体生存品质、群体生存品质还有谁在关注?群体利益观是由个体利益实现机制来决定的,当个体没有以生命性为起点的文化构建意识时,这场个体利益实现与其说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人的民主性,不如说彻底瓦解了群体生存价值,在群体生存价值中包含了基本的社会生存环境。只有群体而居才能使个体获得文化整合的效能,获得文明本体深化的效能,也才能获得历史进步效能。现代社会不但否定了前两个历史阶段,也丢弃了其中的优秀文化。当下,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教人不择手段地“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殊不知,正是在这上至群体、下至个体的理念作用下,政府的政治功能正在被瓦解,计划或市场性的经济管理功能正在被瓦解,社会中的道德自律和法律规范正在被瓦解……宏观背景的瓦解所带来的并不是个体利益的真正实现,恰恰相反,个体成了文化背景瓦解中的直接受害者。一次接一次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正在成为人们难以摆脱的梦魇。然而,面对日益加重的危机,人们仅仅在生活质量停滞或倒退中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可能的力量以促使经济复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现有的政治模式、国家体制,乃至国际秩序。没有人认识到是发展模式出了问题,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简单的资源意识或经济意识,而是在历史发展中缺失了基本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本体。基础理念决定着相应的文化认知、经济认知、政治认知,我们没有考虑到基础理念所决定的发展结局。所以,当基础发展理念无法自洽时,更无需谈实践结果了。文明价值、文化价值的实现不但要求个体要具备生命意识,还要具有群体智性发展理念,不但要求群体要具备群体实践的智性,更要尊重和发展个体生命意识,即实现个体、群体生命性的契合和统一。这种整合力量才是文明价值、文化价值实现的唯一力量。
    生理机能中生命性的实现,必须是细胞与细胞群,以及与器官组织的生命性的高度统一,必须是微观生命性和群体生命性的同时实现,必须遵循生命效能的公益性原则,必须时刻智性地调和与外在环境间的共生关系,必须在遵循生命机能自然而本然的运行中,智性地调和不和谐之音。可见,生命性的实现既是天然的,又是在智性的不断调和中实现的。所以,对社会文明本体而言,它同样也是个体与群体生命性的高度统一,是微观生命意识与宏观生命意识的高度统一,是结构功能和生存理念尊重并依循生命性的统一。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调和其中的不和谐之音。当没有认识生命性的实现机理的时候,就无法树立以之为本体的社会组织,无法树立以之为本体的经济理念、社会理念、政治理念等基础理念,就无法引导出生命性的实践。

    认识论分为依现象和依本体两种。依现象而起的认识论必然以相应的世界观引导出根植于现象属性的实践轨迹,依本体而起的认识论必然以相应的世界观引导出根植于本体属性的实践轨迹。这一微小的差别却分别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品质。遗憾地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理念是依现象而起的。个体、群体乃至以客观性为特征的自然科学等都是以现象为本体的。人们一直在分别看待这些事物,没有在环境背景下去拓展这些范畴,更没有将这些范畴与存在本体相联系。仔细分析已有的政治理念、经济理念、文化理念等,哪一个不是依人的“现象”属性而建立的,当深深陶醉于“人是万物尺度”这一称呼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人的现象属性和本体属性之间的区别,现象性的人们仅仅认识了现象性的事物、现象性的宇宙。人类骄傲于自身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以及结构严谨而功能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等,但却没有意识到,人类所有的辉煌都建立在“以人为本”中,都建立在人的“现象”性本体中。依“现象”的尺度定义人,定义人的价值,定义人类的价值,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依“现象”的尺度定义环境、定义宇宙、定义生命,是人类文化的全部出发点,依“现象”的尺度约定人类的文化和实践品质,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人类文化的特征之一……在“现象”这一脆弱不定的基础上,人类展示了丰富的生存境遇,也创造出了庞杂且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获取安全和稳定是人类展开实践的原因,不同向度、不同层次的安全和稳定需求就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所指向的目标。人们已经习惯于不断的结构了,似乎实现结构的复杂和升级就能实现更高的安全和稳定,这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倾向。没有本体意识,而只有依生存而起的生存欲望,没有生命意识和生命智性,只有依个体欲望及群体欲望的满足为动力的发展意识,个体的生存品质和人类文明的本质在此暴露无遗,而其中所饱含的艰难、挣扎、苦难和无奈中的挺进也成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品质。依现象而起的世界观是充满危机、不幸和残缺的,现象所能承载的幸福和安全都是瞬间的,且被无尽的不确定因素所包围。人们只能在现象本体中将安全和幸福建立在物质资料的富足和满足中,但是当人类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破坏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谓的安全和幸福也就走到了临界点。依现象为本体的人性是有限的,依现象为本体的文化是有限的,依现象为本体的生产力、生存结构、资源意识是有限的,依现象为本体的文化功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在有限中发展出无限,无法以有限和受限承载起更深层的安全和幸福。相反,在依现象为本体的发展模式的末期,必然走向自身模式的瓦解,所有的瓦解之力都源于模式本具的自锁属性,所谓的外力并不是外力,仅仅是模式内在必然发生的助力而已。我们无法在该模式的发展末期立足重新回到理想的社会场景,我们只能在认识清楚依现象为本体的社会本质的同时,思考依存在本体而起的生存模式和发展模式。思考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潜能,而不是在破败的残局中苟延残喘。去寻找真正的安全,去寻找更广义的幸福,走向愈发接近生命本质的存在本体,这种本体所显示出的文明图景将自然带给我们福报。
    人类文明并没有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而走向文明巅峰,相反,在生产力日渐发达的过程中,人类文明却几近弥散。如果说古代圣贤还致力于思索天道、地道、人道,并试图通过政治、道德、文化等手段实现各自文化理想的时候,那么,随着政治独裁意识,经济独裁意识的增强,畅谈文化理想在今天似乎成了天方夜谭。个体的认知范畴被群体文化、被群体性的教育所限定,政治独裁排挤了文化理想,排挤了个体的生命性探索,政治独裁、经济独裁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在引导着文化的方向、思想的方向,以及教育的方向。而当下的文化领军者不是为统治意识服务,以增长他们的统治强度和统治方法,要么,就是树立唯我独尊的宗教信仰体系,要么就是进行所谓的文化考古。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一直缺乏对“存在本体”的完整认识,人们不是围绕着存在本体而阐发了思考,就是在触及到存在本体的时候局限住了对存在本体价值的全方位认知。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为代表传统思想就属于前者,道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天道”,儒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人道”, 儒家没有将人看成是生命本体中的,看成是生命性的。而仅仅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人的秩序属性、道德属性,看到了人的国、家属性或民族属性、社会经济属性等等。道家仅仅看到了“天道”的伟大和不可超越,但他还没有清晰地把握住天道,也没有立足人的生命性、人的存在本体的角度去思考个体以及群体实践的本体,没有真正地将“天道”与“人道”实现有机的整合。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还没有期待来将天道和人道在价值和意义上予以整合的思想,从而为人类实践指出存在本体和依存在本体而产生相应方法论的实践模式,所以,传统文化的自身的模糊和混沌中无法清晰地发挥出他的价值,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独裁或经济独裁过程中的文化工具。同样的,佛学思想则仅仅看到了人的生命性,而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没有真正破解社会的生命性与个体的生命性相契合的存在之迷。所以,佛学思想没有发表它的社会理念,人依然被作了片面的理解。佛学没有彻底的整合人与社会的生命性,没有为个体的生命修证和社会文明发展之间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人类历史辗转于不完全的认知中,使得政治独裁和经济独裁一直处于历史文化的核心地位。在今天,在人们将社会发展希望寄托于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时候,我们未免有些担心,因为他们对社会运行机制、人性内涵、乃至宇宙存在的把握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象”本体中的,理念根基依然不是存在本体,他们处理事物的方法不是尊重和依循生命性和生命本体,而是在现象范畴中分析着元素、分析着结构,试图寻找更大效能的元素,或者从解构和结构中寻找能承载更大效益的新结构,一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然而,现象范畴的效益和效能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加上不断优化的结构组合,也无法使因本体受限的元素发挥出想象中的效能。效能的最大化不取决于结构功能的优劣,而取决于对元素的本体性认识,并充分释放出现象的生命性。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正在不断分析、解构即有的人类文化,分析解构着即有的人性,也试图在新的文化结构和人性结构中实现人类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但是他们目前还没有立足生命体的高度去认知个体和群体的存在特征。离开这个基础,他们的解构和结构行为,将会使个体意识及群体文化走向机械,或者走向荒诞。文明和文化是有机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文化之间是有机的,它们互为本体、相互促生,这种源于存在本体,依生命性相互开放对方的有机过程,不是单纯靠分析或解构、结构所能活化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意识状态也不是单纯靠分析或解构、结构所能健全的。当习惯用外在的方法和理论去认识个体和群体,去试图操纵个体意识和群体文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回归内观学。依个体生命性还原现象性的人到人之生命本体,还原现象性的群体到生命本体中,并在其中获取生存的智慧。
    人性不仅仅指向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需求,人性也不是日益庞杂的知识教育所能塑造的。人性的外延指向了无限,但人性之根却深扎于生命本体中,这一本体赋予人性内涵的无限,也赋予了外延的无限。社会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的有机结构,不仅靠外在方法所能构建、革新或改良的,相反,社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群体而居。社会文化不是强硬的树立或建立所能支撑起来,社会文化是群体而居的生存品质的反映。生命性的内涵、个体生命性的实现、个体与环境、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生命性的实现才是文化所应关注的焦点。所以,政治独裁与经济独裁这样的文化体系和实践体系应该走出历史舞台了,让它们各自恢复到朴素的社会功能和功能评价作用中来,个体与群体都应该自觉地学会对生存品质的修证。我们应该尝试在功能中寻找价值论和本体论,在作用中寻找价值论和本体论,在职能中寻找价值论和本体论,我们应该以哲学的目光审视眼前的事物,并在审视中除却伪装,并在真相还原的过程中赋予它们更深层的本体价值。在这种不断深入的认识中,升华文化内容,提升文化视界。文化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制度、体制、结构、科学等,文化的内容更应该指向文明本体,指向实现文明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文化视界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体与群体的生活范畴,更应该指向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性,指向存在本体,指向智性。这个本体不但从实践深度上、更从文明的内涵和文化的功能上为人类实践导入了智性。立足文明本体和文化理念,展开人类的生存图景,而不是盲目地沿袭旧有的模式,或者以消耗传统的文化资源、文化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个体与群体的欲望,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而更应该是政府——社会功能的协调者所应认识到的。当政府释放了自身的文化向度,为自身确立了明确的文明本体,那么,政治独裁和经济独裁才有可能被政府的文化气度,被群体实践中新的文化气度所消解,才能真正确立以文明为本体,以构建和实现文化的功能为目的文化结构和个体素养。政府不仅是协调矛盾的工具,政府更是社会发展理念的探寻者和推动者。政府应该实现自身的文化属性,而不仅仅扮演政治独裁和经济独裁的两难角色。这种转变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社会矛盾将在文化境界的升华中自然消失。
    国家的强大不是简单的经济数据等所能代表的。现在已经不再是谈论国家、民族强大这个话题的时候了,资源受限、环境受限等突出矛盾早已提醒人们应该从生存品质上下功夫。以资源、能源的占有量以及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国家实力是政治独裁和经济独裁所发展出的畸形理念,这一竞争理念无法显示生存和发展的智性。社会的进步也不是靠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革新所能获得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是政治独裁和经济独裁理念下所推到出的发展模式,也是解放生产力必须触及的两根主要神经。在原有的国家、政权以及政党概念中,对个体和群体的解读仅仅停留在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上,所以,相应的民主理念也是以维护统治、维护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所有的政治实体对民主必然有着先天的限制。它对民主的理解是政治权力和义务方面,他不敢开放民主的文化内涵,无法给于民主以文化向度的支持,也就无从支持个体走向生命性。另外,它对经济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国家在一定时期中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总和。我们无法从资源能源消耗和生命消耗的角度解读所谓的经济数据和发展模式。原有的经济概念带有强烈的政治作用,恰恰无从反映文明品质和文化内涵。其实,民主只是人性和文化中很浅层的部分,现有的经济理念也是非常畸形的。社会文化对人的承养应该表现为对人性全方位的挖潜和对人的生命性的构建。社会文化对经济的承养应该表现为人性绽放基础上的公共生存效能、效益的提升。实现广义的生存效能的同时就是实现了个体最佳的生存环境。这两者都要求政府职能应该从政治的、经济的、政权的转变为文化的、文明的。当人性获得解放时,民主制度尽显多余。当人性获得解放,当政府职能立足文化本体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无需革新的,文化境界决定了政治内涵、经济内涵的转变。只有当政府立足文明本体实现自身的文化功能的时候,政府才是公益的政府,才是文明的政府,才是追求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品质的政府。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以开放的气度引领社会实践在内观的智慧中走向智慧实践,个体只有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全然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
    当我们意识到人在宇宙中是彻底开放的时候。人性也应当全方位开放,文化以及文明也应该全方位绽放。何谓人性?人的生命性的体现就是人性,也就是生命性在各个生存范畴的体现。人性不应该因无意识而搁浅,人性应该释放生命实相中的博大、无限和敏锐。人性是人的品质,人性中更蕴藏着展示品质的方法和和力量。当宇宙以生命性承养着丰富的现象世界时,人性也应该在智慧的照耀下饱满起来,在不断的升华中获取智慧,同时获取更多的承养智慧和承养能力,当承养品质和承养能力与外在文化理想、文明期望相遇时,才能为群体而居的美好模式奉献智慧。无论何种生物,何种现象,她必然都是群体性的存在。但是其他物种或现象群并没有压制神性,并没有因神性的有意识抑制而成就集团的力量。群体的生存智慧完全依赖于种性,即每个个体的内在既定性特征。这样,个体是饱满的,个体是特性张扬的,而群体永远都充满了生命力。
    文化、文明的向度必须开放,这是人性开放的前提和必然结果。文化向度不仅仅是社会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的,而是以文化的生命性、文化的境界、文化的内涵为基点,拓展我们的文化、提升我们的文化,文化不单是一个名词,它更是一种功能,即个体和群体生存的理念,生产理念和生活理念。而这个理念不是本质的即定和内容的即定。文化的生命性不仅表现为文化方法的丰富性、有效性,更表现为文化品质的不断更新中,只有文化价值的不断更新才能促使社会模式的活化,才可能使得社会发展始终处于文明之光的观照中。
    内观不仅是一种观察的方法,更是一种生存方法。事实上,每个个体都处于宇宙之内,都处于环境之内。个体也都处于心灵之内,精神之内。同样,个体都处于群体之内,而群体也同样处于个体之内。人类的发展模式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心灵之外。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人们太多的将目光投注于现象、认同现象,并塑造现象的过程中走的太远,所以,原本的存在实相反而陌生了。
    当因现象、表象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备受挫折的时候,当因遗忘、忽视生命实相而导致价值理念日渐颓废的时候,我们应该借助内观方法,在存在真相中重新拾起生命的尊严。

——韩雪红
2009年2月9日
文章录入:nhxf    责任编辑:佛心网编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