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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春秋》学的时代渊源
作者:张尚英    文章来源:儒藏    点击数:1660    更新时间: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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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三传兼采、弃传从经的作法,对刘敞《春秋》学有一定影响,但那只是星星之火,如啖、赵、陆的《春秋》学在唐可谓异军突起,打破了唐“疏不破注”的沉闷局面,给《春秋》学带来了一股新风,但他们并不是有唐一代《春秋》学之主流,他们是“异儒”,唐代《春秋》学之主流仍是各传自守本家之传、注、疏。至宋,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啖、赵、陆开启的新风,遂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正如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所言,“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刘敞深受这一风尚的影响,同时也是这一风尚的缔造者之一。在刘敞以前及他生活的时代,在这一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对刘敞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有范仲淹、胡瑗、孙复、欧阳修、张宜、江休复。 

1、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以政治家、改革家知名于世,因其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在北宋学术史上的地位常被人忽视,其实他对学术问题也颇有研究,他文集中便有《说春秋序》、《易义》、《四德说》、《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益谦赋》、《穷神知化赋》等讨论《春秋》与《易》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不长,系统性也不强,但我们也能由此窥其学术之一斑,以及他对传统传注的怀疑与批评。孙复在给他的信中也说:“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1]范仲淹的现存著作中虽仅有《说春秋序》一文为专说《春秋》,但在《近名论》、《尹师鲁河南集序》、《上时相议制举书》、《与欧静书》、《与周骙推官书》、《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进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与弟寘状》等文中对《春秋》学都有所论述。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也载,范仲淹守丧居应天府时,曾从经济上接济过孙复,并授以其《春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又载范仲淹曾以《春秋》授狄青,并教导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说明范仲淹对《春秋》学的确颇有研究。观范氏有关《春秋》学的文章,虽不系统,但也可看出他《春秋》学的一些基本见解。首先,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春秋》是孔子因旧史而作,但孔子不只是抄录旧文,而是赋予了其褒贬之义,他在《与周骙推官书》中便说:“修《春秋》则因旧史之文,从而明之,有褒贬之例焉。”[2]范氏没有明确指出孔子据何史而作,刘敞则主张“据鲁史而作”(刘敞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观点详见後面第四部分),但其“有褒贬之例”与刘敞“《春秋》之作,褒贬出于仲尼”则是异口同声[3]。其次,范仲淹认为《春秋》的性质是“名教之书”、“警後世之书”,他说:“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後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4]从这段话也可看出,他以为《春秋》主要是通过褒善贬恶来警醒後世。刘敞在这点上与范氏的意见基本一致(刘敞对此问题的论述见後面第四部分)。再次,范仲淹主张以“例”治《春秋》,并且以为《春秋》成为经典的关键不在于用了“春秋”二字,而在于其有例,他是这样讲的:“盖《春秋》以时记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变例之文。”[5]以例治《春秋》也是刘敞的一贯主张,他不仅在《春秋权衡》、《春秋传》中有说例之内容,而且有专门的“春秋例”著作,即《春秋说例》。再次,范仲淹认为《春秋》是“尊王黜霸之经”[6],但他又认为“霸道”会存在,主要是因为“王道”不兴,即“霸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在《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中表述了这一观点[7],他说:“论者曰:《春秋》无贤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尝无贤乎?当东周之微,不能用贤以复张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见屈于诸侯。霸者之为而王道不兴,与无贤同,故论者伤之甚矣。”[8]王室“无贤”是因“东周之微”,“王道不兴与无贤同”自然也是因“东周之微”了。范氏这一说,与《公羊》的“实与而文不与”文异质同。“实与而文不与”是《公羊》传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9],天下混乱的情况下,对诸侯专封、专讨,大夫专执的一种默许,因为与其天下一盘散沙,混战不断,不如有一个临时的力量(霸者)来调整控制这种秩序。刘敞同范氏一样,也赞成《公羊》这种“实与而文不与”的王霸观,他的《春秋传》在僖公二年、十四年都直接引用了《公羊》“实与而文不与”的原话。最後,对三传,范仲淹以为《左传》最好,但三传都有问题,他说:

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其间华衮贻荣,萧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补于前,公、穀盖有失于後。虽丘明之传,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不讲不议,其无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异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10]

三传离“素王之言”“尚或天远”,说明范氏以为三传都不得圣人之意,这对当时及後来治《春秋》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讨论了范仲淹《春秋》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将其与刘敞作了一个对比,可以看出刘敞在很多地方与范氏基本相同,虽无直接文献记载证明刘敞是受了范氏的影响,但范氏是刘敞成长时侯的风云人物,刘敞之父刘立之又曾为范仲淹所荐,刘敞对范氏非常尊崇,其作品中有《贺龙图兼知延安》(《公是集》卷五)、《闻范参政巡西边》(《公是集》卷二三)等多篇以范氏之事为题,故刘敞在学术上受其影响为情理中事。当然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刘敞对范氏之观点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有所扬弃。 

2、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一说为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其远祖世居安定(今甘肃泾川以北),故学者称其为“安定先生”,又与孙复、石介同称“宋初三先生”,对北宋的学术风气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对《易》、《洪范》、《春秋》、《尚书》、《礼》等都有研究,只是他的後三门学问常为人忽略。这是因为胡瑗的现存著作仅《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与阮逸合撰的《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前二者为胡瑗独著且较後者更能反映胡氏的思想,故人们研究较多。实际上,胡瑗对《书》、《礼》、《春秋》都作过具体的研究,且有专著,只可惜大部分已亡佚,使我们不得以见胡瑗学术之全貌[11]。这里我们略谈一下胡瑗《春秋》学著作的情况。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胡瑗有《春秋要义》三十卷,内容不详;《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著录《春秋口义》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在其提要中说:“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在湖学尝续之,不传。”《通志》则著录此书为二十卷;《宋元学案》卷一《著作朱先生临》则说:“安定著《春秋辩要》,惟先生所得为精。”可知胡瑗对《春秋》一经颇有研究,可惜这些著作都没有传下来,使我们不能详细了解他的《春秋》学成就。但从这三部书的名字,直接用《春秋》,而没有公羊、穀梁、左氏等字眼及《周易口义》中以《春秋》证《易》时,明确指明“春秋”为六次,“左传”为八次,“公羊”为三次,可推知他解《春秋》当是贯通三传,不主一家。最得其《春秋》之精的朱临“晚年好唐陆淳学”[12],并认为“自孔子没前先生(陆淳)几千馀年矣,後先生又数百年矣,皆未有出其书之右者”[13]。朱氏晚年好陆淳“弃传从经”“三传兼采”之学,至少说明陆淳之学与他以前所学没有原则上的冲突,因为一个人很难在晚年接受与他一贯的信仰不一致的理论、信念等。朱氏之《春秋》学源于胡瑗,这也可证胡瑗之《春秋》学三传兼采,不主一家。胡瑗长期从事教学,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任过教,他的思想有着较为畅通的流传渠道,胡瑗只比刘敞早亡十年,刘敞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故在此将胡瑗列出来。 

3、孙复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客居泰山讲学多年,学者称其为“泰山先生”。孙复的《春秋》学著作主要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14]、《春秋总论》三卷[15],但《春秋总论》已佚。孙复文集《孙明复小集》中还有《文王论》、《世子蒯聩论》两篇《春秋》学专论。後人对孙复的《春秋》学毁誉参半,誉者言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16],“大得圣人之微旨,学者多宗之”[17],毁者如常秩、胡安国认为其过于严苛,如商鞅之法,叶梦得则以为其不尽礼之制,不达经例。毁誉者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故皆有道理。孙复《春秋》学引起这样大的争议,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影响很大,程颐就曾描述过孙复讲《春秋》学时,从者盛多的情况:

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後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18]

故徐洪兴先生说“在庆历前後的数十年里,孙复的《春秋》学可谓盛行一时”[19]。刘敞较孙氏稍晚,当庆历二年,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时,刘敞刚二十出头,虽他学成较早,但还不可能完成《春秋》五书那样的大部头著作,而据浦卫忠先生考证,孙复应在此前已完成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20],故刘敞受孙复的影响自不可免。孙复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影响了刘敞。一是得圣人之旨,孙复认为《春秋》原本是鲁史,但有孔子之深意在内,作为《春秋》学研究者,主要的任务就是探求圣人之奥旨,如果只专守前人传注便不能得圣人之意(这是他对六经传注的基本看法),他说:“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21]而刘敞治《春秋》欲求合于圣人,前已论之,兹不重复。二则是以经求经,以孔子说释《春秋》之经。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中用孔子之说,即《诗》、《论语》等来解释《春秋》者比比皆是,刘敞的《春秋》学著作中引《诗》、《书》、《周礼》、《论语》等孔子之说亦随处可见。三则是尊王之说,宋继五代十国而立国,故初期加强中央集权与皇权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受此影响,宋初学者治《春秋》时,对“尊王”学说大加发挥,孙复就是典型代表。在书名中标明“尊王”,开篇便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22],可见孙复以“尊王”为著书之宗旨,可以说孙氏之书“一切以尊王为中心”[23]。刘敞虽未如孙复那样明确标明“尊王”之意,但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他对《春秋》尊王大义的发挥。

刘敞与以上三人有无直接交往,文献均无直接记载,三人对刘敞《春秋》学的影响也无直接明确的记录,但从上述分析,从学术发展的规律看,刘敞的《春秋》学受了他们的影响,无可争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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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

[2]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

[3] 《春秋权衡》卷五。

[4]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五《近名论》。

[5]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与欧静书》。

[6]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说春秋序》。

[7] 孙公为孙沔(996—1066)之祖父孙鹗。

[8]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四。

[9] 《公羊》在僖公二年、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的传文中都明确指出“实与而文不与”。

[10]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说春秋序》。

[11] 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页30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2]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

[13] 朱临《春秋集传纂例序》,载四库本《春秋集传纂例》卷首。

[14]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泰山书院记》谓是书十二卷,他书同。唯《文献通考》作十五卷,疑与孙复《春秋总论》三卷之合称。

[15] 《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通志》、《四库全书总目》引《中兴书目》均作三卷,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则云:“方其病时,枢密使韩琦言之天子,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其家得其书十有五篇,录之藏于秘阁。”(《欧阳修全集》卷三〇)《春秋尊王发微》为十二卷,则《春秋总论》当为三卷才妥。

[16] 《欧阳修全集》卷三〇《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17] 王得臣《麈史》卷中《经义》。

[18]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取问状》。

[19] 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页344,1996年12月第1版。

[20] 浦卫忠《孙复与宋代春秋学研究》,载《经学今诠初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1] 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

[22]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隐公元年春正月条。

[23]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注史斋丛稿》,页142,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
 


在讨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渊源的第一篇文章中,主要论述了范仲淹、胡瑗、孙复三人对刘敞《春秋》学的影响,上文已交待了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此三人与刘氏的交往及对刘氏的影响,说他们对刘氏的《春秋》学有影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合理的推测。下面要讨论的欧阳修、张宜、江休复则不同,他们对刘氏的影响都是有文可按的,故将他们三人放在一起讨论。

 

1、欧阳修

欧阳修与刘敞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黄庭坚曾言“刘侍读君敞,文忠公门人也”[1],《宋元学案补遗》也把刘敞归为庐陵门人。由此,言欧氏为刘氏之师不为过[2]。但刘敞为庆历六年进士,不属欧阳修门生之列,欧阳修在给刘敞写的祭文里也称刘敞为“吾友”。欧阳修虽长刘敞十三岁,但从欧给刘敞的信、诗、《公是弟子记》之问答及其他文献,二人在学术上多为切磋,有时甚至是欧阳修向刘敞请教。欧阳修在《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3]就曾写道:“文章惊世知(一作闻)名早,意气论交相得晚。”[4]宋人邵博则以为欧、刘二人学问不相上下,“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後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5]。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则言欧阳修作《五代史》、《新唐书》时问入阁事于刘敞,在欧阳修的文集中确有《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欧阳修全集》卷七〇),知叶氏不是妄说。《公是弟子记》中有多处记“永叔曰”之後紧接着就是“刘子曰”,还有一处为“永叔问曰”,这也说明欧、刘二人实经常探讨学术。再者,欧阳修《集古录》的完成,刘敞之力甚大,在该书中其多次言及刘敞为其考证铭文。故欧、刘二人亦师亦友。

    欧阳修没有《春秋》学专著,但在文集中有《春秋论上》、《春秋论中》、《春秋论下》及《春秋或问》、《石鹢论》、《答徐无党第一书》等几篇《春秋》学专论,在《易或问三首》、《易童子问第三》中也谈及《春秋》学问题。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欧阳修《春秋》学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春秋》为孔子据鲁史所作之经,有些地方不详,是因为孔子所得鲁史之记有限,他说:“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6]刘敞也以为《春秋》是据鲁史而修,有些地方不清楚是因为鲁史未记,如他在对日月例批判时,指出《春秋》中类似的情况,有的地方记日,有的地方略之,就是因为孔子所据鲁史本来就没有。其次,对经传关系,他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7],而学者不信孔子而信三子是因为“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8],这阻碍了人们对圣人之意的探求:“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也。”[9]所以他坚决主张“以经为正,以经驳传”[10],剔除传中之不合理部分,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表达此意:“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11]欧阳修虽信经疑传,但对三传的态度还是非常客观的,不尽从,也不尽废,是“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12]。如前所述,刘敞对经传关系及对三传的态度可谓与之相同,刘敞曾言“《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非曲经以合传也”[13],与欧阳修“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可谓异曲同工,《四库全书总目》便说刘敞之《春秋传》“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此外欧阳修治《春秋》也以得圣人之意为旨,他在《春秋或问》指出“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圣人之意明白地呈现于经中,只有明者才能见之,无疑他自己便是这样的明者。刘敞以得圣人之意为治《春秋》之旨,前已明述之,在此不赘述。欧阳修与刘敞常常在一起讨论《春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就记:“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这一段话虽主要言欧、刘二人《春秋》学之不同,但二人既然相互探讨,彼此影响自不可免,故在治《春秋》学方面才会有这些相同的地方。

 

2、张宜

刘敞与张宜(字太和,福建侯官人)相识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14],时刘敞父刘立之除福建路提点刑狱,敞随父入闽。当时刘敞年仅十六岁,而张宜已四十馀岁,但因张宜“为人介而不别,同而不流,是以不为世俗知,亦不为世俗患”[15],为刘敞所尊,再加上张氏通于经学“治毛氏《诗》、孔氏《书》、王氏《易》、郑氏《礼》、左氏《春秋》,皆通其训诂,名其家法,转以相解,条分节断,剖芒析毫,不可以辩给夺也。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经者,不啻如眼见。乃不说魏晋时事,不知有格律诗赋也”[16],刘敞能与之优游学术间,二人遂为忘年之交。刘敞与张宜交往的时间,正是刘敞成长的重要时期,其学术受其影响属正常之事,从刘敞对张宜的评价,以及他凭记忆编张氏所言《诗》《书》杂义为一卷,“以传之其徒,以达执事者,庶几于宜有所发云”[17],可看出他对张氏是比较推崇的。张氏治《左传》,刘敞《春秋》学受其影响,实为常理,只可惜张氏“乡闾行虽高,时俗知亦寡”[18],故著作不传,我们不能具体分析张氏《春秋》学对刘敞的影响。

 

3、江休复

江休复(1005—1060),开封陈留(今属河南)人,字邻几。“强学博览,无所不通”[19],善诗文,在其亡後十五年,即熙宁八年(1075),欧阳修在其家曾得其文集并为之序,在序中,欧阳修称赞江休复“文辞雅正深粹,而论议多所发明,诗尤清淡闲肆可喜”[20]。欧阳修为其所作的墓志铭、曾巩《隆平集》、《宋史》本传等都载江休复作《春秋世论》三十卷,可见江氏对《春秋》学颇有研究,朱彝尊认为韩维《南阳集》卷五《南堂对竹怀江十邻几》“翼孔著高议”句,便是对江氏此书的赞美[21]。惜此书已佚,不得观其具体内容,据刘敞《送江邻几序》,江氏治《左传》[22],则此书可能以发明《左传》为主。江休复与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等游,刘敞视其为最好的朋友。刘攽为其所作的行状便称“其推进者甚众,而与江休复邻几最善。尝曰:‘邻几和而不流,柔而不犯,当求之古人,阮籍、陶潜之伦也。’”[23]刘敞为江休复写的祭文中也说江氏为其最好的朋友,“吾于邻几,独谓得之”,并描述两人十馀年的交谊为“十有馀年,若青依蓝。亦有出处,东西南北,意气之合,常若在侧。亦有毁誉,苍蝇红紫,论议之同,流言以止。”[24]刘敞对江休复的《左传》学评价很高,认为其不为利禄而治学,在《送江邻几序》中他称赞道:“若夫大不为功名,细不为词辩,不伪于谶纬,不衒于文字,居今之世,无有禄利之劝,而治《左氏》者,惟独邻几。邻几之学,则可谓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25]二人既为意气相合之好友,一起讨论学问,更属常有之事。刘敞与江休复必然经常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春秋》学。当然,江休复专治《左氏》,刘敞信经疑传,二者有很大分歧,刘敞在《送江邻几序》中也指出这一点,“一之于仲尼则得之,一之于左氏则失之,而邻几犹固以不然”,但刘敞又兼采三传,故他对江氏之观点也应有所采纳。

  以上两个方面剖析了影响刘敞《春秋》学的时代因素,这种剖析主要立足于揭示在思想与方法上影响刘敞《春秋》学的时代因素,而不是就某个具体问题,追索刘敞引用了哪家的学术,而推断其受哪家的影响大,这本来也是研究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但所需工作量很大,非笔者现在所能完成,故只好采取了从宏观上着手,这也有好处,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刘敞《春秋》学之源流及特点。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刘敞《春秋》学的重要因素便是其家学渊源。刘敞生活的家庭环境非常优越,其父刘立之(958-1048)及四个伯叔(立本、立言、立礼、立德)皆在朝为官,其母王氏为王砺之女,王氏家族在当时也为名门望族,及第者众多,可以说刘敞的成长环境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对造就刘敞的博学有重要作用。但对刘敞《春秋》学影响最直接的当为其祖父刘式(948-997)的《春秋》学。据敞《先祖磨勘府君家状》载,其祖父“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经。”[26]由于精通三传,在南唐李煜时,“以明经举第一,同时无预选者。同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张洎、徐铉,皆称誉之。”刘式亡时为後人留下了上千卷书,号称墨庄,里面必有众多的《春秋》学著作,刘敞《春秋》学受其祖父影响当属必然。刘式三传兼治,也是导致刘敞三传兼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惜刘式《春秋》学著作失传,时人引录有限,难于钩稽,也无法进一步探讨刘敞《春秋》学的家学渊源,只能作此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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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七《跋刘敞侍读帖》。

[2] 关长龙先生也认为刘敞为欧阳修弟子,见《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页47,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3] 一作《奉送永兴安抚刘侍读》。

[4] 《欧阳修全集》卷八。

[5] 邵博《邵氏闻见後录》卷一八。

[6] 《欧阳修全集》卷一八《春秋或问》。

[7] 《欧阳修全集》卷一八《春秋或问》。

[8] 《欧阳修全集》卷一八《春秋论上》。

[9] 《欧阳修全集》卷七〇《答徐无党第一书》。

[10] 顾永新《北宋鄙薄传注、疑古惑经学术思潮的形成和演变》,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 《欧阳修全集》卷七〇《答徐无党第一书》。

[12] 《欧阳修全集》卷一八《春秋或问》。

[13] 《春秋权衡》卷一〇。

[14] 《公是集》卷三四《张氏杂义序》:“吾尝与共读诏令数事,时方立今王后。”按,《宋史·仁宗本纪》:仁宗两次立后,一次为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一次为景祐元年(1034)九月甲辰,诏立皇后曹氏,十一月己丑,册曹氏为皇后。立郭皇后时,敞才六岁,所述“立今王后”当为立曹皇后。又据《志雪》诗,其在闽越三年,景祐四年赴京师。故断定其是年与张宜相识。

[15] 《公是集》卷三五《送福州文学蜀人范宗韩序》。

[16] 《公是集》卷三四《张氏杂义序》。

[17] 《公是集》卷三四《张氏杂义序》。

[18] 《公是集》卷一三《寄张宜》。

[19] 《欧阳修全集》卷三四《江邻几墓志铭》。

[20] 《欧阳修全集》卷四三《江邻几文集序》。

[21]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七九《春秋世论》条:按休复著《春秋世论》,故韩维赠诗云:“翼孔著高议”。

[22] 《公是集》卷三五。

[23] 刘攽《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以下简称《刘公行状》。

[24] 《公是集》卷五〇《江休复祭文》。

[25] 《公是集》卷三五。

[26] 《公是集》卷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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